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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古开封:质疑郑庄公“启拓封疆”本意

时间:2011-03-31  作者:韩鹏  字体:        访问次数:


开封,春秋时期称“启封”,原址位于郑国的东北部,即现在开封市南约二十五公里左右的开封县朱仙镇古城一带。关于“启封”名称的含义,现在大家公认的解释是“春秋时期,郑庄公在此修筑储粮仓城,定名为‘启封’,取‘启拓封疆’之意”。
  
经查,这一解释源自清代《开封府志 序》中“开封取开拓封疆之意故名”。此后,清代光绪年间的《祥符县志》中也有启封为“春秋郑地,汴故城郑庄公筑,以开拓封疆为名”的记载。于是,后人便以此为根据,形成了“启封之名取自郑庄公向东发展的‘启拓封疆’之意”的现有认识。
  
可是,清代之前却一直不见此种说法,一些人对此种解释也并不认可。由于质疑者苦于没有证据来进行反驳,只好采取三缄其口的态度。为弄清这一历史问题,鄙人做了一些探讨,并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和看法。现根据掌握的一些历史情况,谈几点个人意见:
  
一、郑国确有“启拓封疆”发展的长谋远虑。
  
郑庄公的“启拓封疆”发展思路,是与爷爷郑恒公“东寄孥与贿”和父亲郑武公“武公之略”的长远发展战略规划一脉相承的。
  
西周时期的公元前806年,周宣王姬静封弟弟姬友(郑桓公)于郑(今陕西华县东)。到了周幽王之时,周室王畿所处的关中一带发生了大地震,同时旱情严重,民众纷纷逃亡。西北的游牧民族趁机侵扰并蚕食周王室的土地。内忧外患频发,使周朝的实力和威望一落千丈。
  

西周太史伯

郑桓公为了保住自己的族人不受灾害和战争的袭扰,听从西周太史伯的意见,于公元前773年开始将财产、部族、家属迁移到“河济之南、洛之东土”的多个地方,并在开封的留地(今开封八里湾一带)建立了临时国都。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“桓公寄孥(nú)”。公元前771年,郑桓公在一次与犬戎的交战中同周幽王一起被杀害。
  
此后,西周开始东迁,历史进入了春秋时期。由于郑桓公的儿子撅突(郑武公)在保护周平王东迁成周(今洛阳)时有功,便继承了父亲在周朝的司徒之职。郑国在中原立足之后,郑武公乘机灭掉虢、郐两国,并相继把邬(wū)、蔽、补、丹(聃)、依、厵(yuán,同源)、历、莘(shēn)等十邑地纳入郑国版图,推行了包括释放商奴,发展工商,繁荣经济;开发滩涂,发展农桑,强国富民;兴建乡校,教化民众,广集民意;加固京城,扩建城邑,巩固国防的“武公之略”。大约在公元前768年,郑武公将国都由留地前往东虢和郐国之间一个叫京(今郑州荥阳豫龙镇京襄城村)的地方,为郑国的日益强盛奠定了基础。 
  
就在郑武公雄心勃勃地推行“武公之略”的时候,周平王对郑武公如此开疆辟土,极力扩张的做法产生了猜疑,并欲收回虎牢一带的赐地。于是,郑武公不得不在公元前765年迁往新都郐(今郑州新密市郊刘寨),但却已基本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。
  
公元前744年,郑武公死后葬于郑州荥阳敖山的飞凤顶,因敖山包含着“武公之德广大”之意,便起名称“广武”。郑武公不仅把郑国成功地迁到了中原腹地,而且还为郑国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。因此,特别受到后人的尊重,便用带“武”的地名来纪念他,比如:原武、阳武、武德、修武等。这些带“武”字的古地名,当时分布在黄河南岸的广武山周围,都是为纪念郑武公的盖世功德而得名的。

郑庄公

公元前744年,郑武公病逝后,寤生(郑庄公)成为了第三代郑国国君,此时郑国国都已迁往新郑。郑庄公继位后,仍代父为周朝的执政官——卿士,但他却把主要精力用于主持本国事务方面。自周平王东迁后,周王室衰弱,诸侯国逐渐强大,郑庄公以周朝卿士和诸侯国君的双重身份活跃于春秋的政治舞台上,他凭借自己的智谋和权术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,对当时社会政治趋势的演化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。
  
     西周犬戎之乱和东迁,向社会公开展现了周朝礼仪制度的虚弱,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,破除了人们对周朝的迷信。人们认识到:要想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,仅仅依靠周室已经不行了,必须要有强大的实力作后盾方能立足于世。鉴于这些情况,郑庄公把自己事业发展的立足点坚定地放置于郑国国内,即使有时与周天子闹得不大愉快也绝不动摇。他以极大的精力经营自己的国家,终使郑国成为东周初期崭露头角的诸侯国。
  
郑庄公要发展自己的国家,首先遇到的是地理条件的制约。郑国处于四战之地,南有蛮楚、北有强晋、西有东周,郑国难以与其匹敌争锋,只能向东发展,而在东邻的卫、曹、鲁、宋、陈、蔡诸国中,宋国国大爵尊,在东方小国中具有较大的号召力,自然是郑国发展的严重障碍。鉴于这种情况,郑庄公把向外用武的最佳战略目标定于宋国。这就是郑庄公所谓“启拓封疆”发展战略产生的历史背景,也是郑庄公在西周行将破败的聃国之地修筑仓城“启封”的主要原因。
  
       二、诸侯使用“启拓封疆”触犯周朝“僭越”大忌。
  
中国的事情很复杂,能做是一回事,但能说是另一回事。有些事能说不能做,而有些事却能做却不能说。“启拓封疆”就属于后一种情况。这里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,它涉及到周朝封建制度这样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,不可能随意而为。卫国第二十代国君卫文公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。
  
公元前659年,卫文公即位。他初名“辟疆”,后更名称“毁”。卫文公为什么要更名呢?
  
古人讲: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,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”。在春秋时期,这个“王”是周王而不是诸侯国国君。这一“周礼”制度直到战国时期的魏惠王在大梁称王时才开始改变。由于卫国是周王所封的侯国,卫文公也就是周王的臣子,即位国君时自然要前去成周(洛阳)朝见周王,以得到认可,或者称名义上的册封。
  
卫文公到成周(今洛阳)后,首先要与周朝掌管朝觐聘问的官员周行人商量周王所授名号的问题。当周行人问卫文公正在使用的名号时,卫文公回答:“卫侯辟疆”。周行人告诉他说:“启疆辟疆,有开辟疆土之意,其号只能为天子所独专,诸侯不得使用”。就是说,天下是周天子的天下,诸侯的国家是周天子封建的,既不能自己随意开辟疆土,也不能使用“启疆”、“辟疆”的名称。否则,就是违背了周朝的封建制度,犯了“僭(jiàn,音建)越”大忌。
  
关于这段历史,《春秋左传》和《史记》中均有记载:“卫侯朝于周,周行人问其名,答曰卫侯辟疆,周行人还之,曰启疆辟疆,天子之号,诸侯弗得用。卫侯更其名曰毁,然後受之”。就是说,只有当卫侯文公更其名为“毁”之后,周朝才允许册封“受之”。 这表明:即便周王室衰微,当时周朝的礼仪制度依然是比较严格的,其威严也是不允许冒犯的。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僭越,是会被诸侯讨伐的。
  
卫文公执政卫国已到了公元前659年,也就是近春秋中期的事了,距前郑庄公在位时期已过近百年的历史。那时的诸侯尚且不能使用“启辟疆土”之意的名词,而早在此前的郑庄公时期,在开封建立“启封”城时取意为“启拓封疆”,就更不符合周礼制度的规范要求了。

三、郑庄公实施“启拓封疆”战略不会肆意张扬。
  
虽然,当时郑庄公时期的东周已经衰落,但天子“共主”的名义尚在,仍然具有一定的号召力。因此,一些逐步强大的诸侯国即使内心不服,仍要利用王室这个旗号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。不到万不得已,绝不会与周天子撕破脸皮,即便是郑庄公也是如此。
  
郑庄公在对待周王问题上,既讲究战略性又极富有策略性。他既要利用周朝卿士的角色来发展自己,又不愿恪守周朝卿士的本分,这种矛盾的处境和心态决定了他对周王在总体上采取的是“又打又尊”的手段。当周王室要限制他发展和自由时,就打击周王室;当这种打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己的需要时,就尊敬周王室。打击王室是为了抵制周王室对自己的限制,是为了向列国示威;尊敬周王室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卿士身份,保持自己对其他诸侯国的号召力。
  
他一心经营郑国,又不愿放弃在周朝的权力。即使在守国坐镇打击段叔叛乱的危急时刻,他也仍然密切注视着周朝内的动静。当闻知周平王欲分政于虢国公时,便即日驾车回到周朝。他和周王交换人质,既可以施恩于王太子,作为尊敬于周王室的手段;又可以控制于王太子,作为打击周王室的筹码。周王辞他回国后,他派兵抢收周王室属地的粮食,事后又准备亲自前去谢罪修好。他假借周王之命讨伐宋国,明显是在利用周朝卿士身份和权威,自然也是对卿士本分的严重背离。当周桓王亲自讨伐他假命之罪时,他怒气相待;而当郑国大将射伤周桓王,周军溃退时,他急令郑军鸣金收兵,事后又连夜派重臣去王师稽首谢罪,要“天王怜而赦之!”可见,郑庄公为了郑国的发展,至少表面上还要顾及周王的面子,维持“尊王守礼”的道德底线。
  
在政治斗争的具体环节上,郑庄公凭借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智力,常常能准确预料事情的变化趋向,从而提早制定出应对的策略,使自己在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。郑国要发展,对周王不打不行,不尊也不行,绝不可能只顾其一,不讲策略。
  
在这种情况下,极具战略头脑和策略手段的郑庄公会冒天下大不韪,公然使用对周朝所大为不敬的“启拓封疆”之意,来为自己新建的一个储粮仓城定名“启封”吗?显然不可能。因为“启拓封疆”是郑国只能私下暗箱操作而不宜公开对外张扬的秘密,郑庄公不可能因为仓城命名这样一桩小事,明目张胆地去冒遭受周朝和诸侯指责或讨伐的巨大风险。
  
据西晋时期魏国襄王墓葬出土的重要文化典籍竹简《穆天子传》记载:“天子北入于邴,与井公博,三日而决”。其中的“邴”邑,即郑国庄公时期的大将邴在开封南部朱仙镇古城一带建立的仓城,也就是后来的“启封”。说明公元前976年西周穆天子(即周穆王)时期,至公元前296年战国魏襄王时期,开封土地上只见“邴”邑存在,而不见“启封”存在。事实上我们至今也不见明代以前有“郑庄公取‘开拓封疆’之意而得名”的记载。
  
四、“启封”之意另有更为深远的内涵。
  
既然“启封”并非郑庄公向东发展的“启拓封疆”之意,明代之前又不见它的存在,那么它又取意为何呢?这要从夏代说起:

  


夏王启

夏代,开封一带是启王封给大臣伯封的封地,取名“封父国”,地址在现在河南封丘西南,古称长丘一带。封父国历经夏、商两代,西周初期被周武王所灭,封父国族人大部分被迁往山东曲阜一带的鲁国,少部分遗留下来的以国为姓,双姓为“封父”,单姓为“封”,故国之地称为“封地”,故地之人称为“封人”。
  
据宋代吴曾在《能改斋漫录》记载:“京师开封县,其城本郑庄公所筑,昔卫之水有浚,浚之地有仪封人,掌仪地之封疆,郑人得而城焉,以为开封,此其始也。”其中“仪封人”就是指春秋时期孔子曾访问过的卫国仪邑的封人。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认为“仪封人,盖贤而隐于下位者也”。就是说,封人是“贤而隐于下位者”的“隐者”。“隐者”也称隐士或处士,是脱离尘世,回归自然,隐居民间下层不做官的人。既然“封人”是“隐者”,就不大应该是卫国“掌仪地之封疆”的下层官吏。因此,宋人吴曾关于“封人”为卫国“掌仪地之封疆”的下层官吏之说难以令人信服。
  
对此,封氏后人在自己家谱中对“启封”含义却有不同的解释。据《封姓》记载:“郑庄公因在封人聚居地建城,所以起名曰:‘启封’。”就是说,由于郑庄公在夏王启所封封父国的遗民——聚住地建立城邑,所以才起名为“启封”,意在表明:“封人之地”是夏王启开辟封赐给封父国的疆土。如果一定要说有“启拓封疆”之意的话,也可以顾名思义地解释为:启封是夏王启所开辟的封父国之疆土。
  
我们认为,《封姓》中的这一解释是符合客观历史真实情况的,不仅因为它记载的时期比清代“取郑庄公‘启拓封疆’之意”要早,而且也更符合春秋时期周朝“尊王守礼”制度的要求和郑庄公雄才大略的行为举止。因为春秋时期的周朝是不允许郑庄公“启拓封疆”的,即便使用“启拓封疆”之名也有大逆不道之嫌。当然,我们也可以将“启封”理解为:不是取郑庄公向东发展的“启拓封疆”之意,而是郑庄公取“夏王启开拓封父国疆土”之意。但无论怎么讲,“启封”取“夏王启开拓封父国疆土”或“郑庄公因在封人聚居地建城”之意,相比于“取郑庄公向东发展的‘启拓封疆’之意”具有更为客观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
汉景帝刘启

导致这一误解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有二:一是汉代统治者为避讳汉景帝刘启的“启”字,将“启拓封疆”中本为名词的“启”字,改成了“开拓封疆”中动词的“开”字,无意中给后人从字面上理解“开拓封疆”是郑庄公东扩所为起到了误导作用;二是由于上述改动,使后人逐渐忘记了“夏王启开拓封父国疆土”的本来历史,而演绎成了“郑庄公开拓东部被封置疆土”的历史传说。
  
由于上述原因,清代以来,人们便将郑庄公筑建的“邴”城取名为“夏王启开拓封父国疆土”之本意,理解成了“郑庄公向东部地区开拓仍被封置疆土”的臆想,并且延续至今。其实,历史记载“郑庄公取‘启拓封疆’”的本意,应该是郑庄公取“夏王启开拓封父国疆土”的内涵,这并没有错,而后人却将“取郑庄公向东部开拓仍被封置疆土”的理解错了。
  
据历史学家考证,夏启在位的起讫时间为公元前2061—前2052年,而郑庄公在位起讫时间为公元前743—前701年,真可谓一个“启”字之变,导致历史时间相差了一千三百余年。假如我们探讨的情况不差,那么目前关于开封是郑庄公“启拓封疆”之意的理解就应该是一种误解,无论从历史客观性还是从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现实性来讲,都有必要重新加以解释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,深入探讨人文历史,对开封这个历史文化古城尤为重要。

追根溯源,都是汉景帝刘启忌讳使用“启”字惹的祸,结果给后人开了一个小小的历史玩笑。

(本文作者系开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党委委员、调研员)